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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湖口记(散文)_1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23 15:15:53

湖:鄱阳湖。古称彭蠡湖。中国第一大淡水湖。位于江西、安徽、湖北三省交界处。好景色往往处于临界、跨界处——地图上的国家、地区,对美景争执而后妥协,形成一条脆弱、不安的边界线。美就是脆弱和不安。

口:嘴巴。与口相联系的成语很多:口诵心惟,口是心非,口口相传,口诛笔伐,张口结舌,祸从口出,锦心绣口,口蜜腹剑,良言苦口……嘴巴就是语言、就是人,就是人的、种族的命运。

湖口:鄱阳湖的嘴巴,亲吻长江,如同老虎细嗅一枝漫长的江浪般的蔷薇?爱意无尽恨无穷。一座以“湖口”命名的庐山下的小县城,就成为惊心动魄之地——北去赶考的书生,南来讨伐的官军,运送景德镇瓷器的商人,遭贬谪还乡的士子,披星戴月私奔的情人……种种的客船、商船、贼船和花船,过湖口,留下传奇、美谈、流言和悲歌。

记:一个书写者的所见、所思、所言,就是他的个人史——“我思,故我在”(笛卡尔);“我谈炸牡蛎,故我在”(村上春树);我记湖口,故我在——把公共的、地方志中的湖口,转化为个人的、私密的湖口。“真正的船是造船者”(爱默生),真正的湖口是记叙湖口的人——以心历证实曾经身历,在纸上建立起自己的小江湖,笔为桨,泛中流——加入言辞的东海、辞海,我温度较高的文字,在努力加热一部分结冰的水域……

丙申冬,跨年之际,与小说家马原等友人,在湖口晃荡两天。我看清了自己的江湖地位,仅仅是一滴水——不需要敬仰,也不必被他人鄙视。自童年的甜、中年的浑浊,进入晚年咸涩的开阔。倘若能从内心提炼出盐一般有力的句子,就足以补偿从上游到下游这一路的疲顿和丧失。

在石钟山上看湖口,是一个好角度。看湖口,吐出江西、安徽、湖北三省的灯火和秘密,像写作课上的一个导师,正口吐莲花……

苏轼侧耳倾听石钟山发出的钟声,神情凝重。

他大约也站在目前我所处的位置,看湖口。舟来船去,一统江湖。他的眼神、听觉与心率,为了使九百年后的我有能力与本地湖光江声相激发,而备课、预习,像一个导师提前来到教室。

我和他的视野、世界观大致相似吗?我体形已经与他略略相似,近年也开始临摹他海南儋州时期的《渡海帖》、黄州时期的《寒食帖》。当然,我没有他那样耀眼的才华、动人的形象,也就缺乏被贬谪的余地和价值。苏轼以大自然为导师,尤其是以流水为导师——“行于所当行,止于所不可不止”。一个人以此为写作和生活的座右铭,就有了“不可不止”、不勉强自己、不与自己和周遭为敌的理论根据,但也有了“所当行”的重负和天命。处理好两者间的关系,苏轼是典范。

天色渐渐暗了。苏迈提醒父亲:“舟已雇好。”苏轼走下石钟山,步子微微有些摇荡,喃喃自语:“本地米酒和糟鱼,甚好。”连日来,苏轼屡屡亲近米酒和糟鱼,感叹:“湖口人有口福啊——但石钟山为何发出钟声,却说不清楚。郦道元、李渤也说不清楚。我要说清楚,不然,对不住这米酒和糟鱼……”小舟绕石钟山划动。明月高悬。舟子指出:“那些岩洞,刻有很多诗呢,现在六月,水大,就淹没了。有一高僧圆寂,葬于那个最大的岩洞内。”笑了:“日夜听江声——睡得好吗?”

突然,山间栖息的鹳鹤、鹘,大叫大笑如婴儿哭闹、老人疯癫。继而,“大声发于水上,噌吰如钟鼓不绝”。舟子双桨一乱,苏轼心头一紧、身子一颤,苏迈连忙伸手相扶:“回去吧,父亲,明日再来?”苏轼摇头:“你听,你看——”苍茫山体与湖水相切处隐约可见众多洞穴,微波入其内,钟声即澎湃而出,像高僧的鼾声澎湃而出。小舟渐渐自绝壁下划动到两山间,一大石横于江中,诸多空穴“有窾坎镗鞳之声”,与洞穴内发出的声音相交响。苏轼对苏迈说出了石钟山这一座钟的发声原理:“空中而多窍,与风水相吞吐。”父子二人拥抱在一起。

客棧一灯如豆。苏轼连夜写下《石钟山记》。“郦元之所见所闻,殆与余同,而言之不详。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泊于绝壁之下,故莫能知。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,此世所以不传也。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,自以为得其实。余是以记之,盖叹郦元之简,而笑李渤之陋也。”

在石钟山发声机制的研究上,苏轼体现了一种科学家的操守和素养。他其实分析了认识事物的三种人、三种方式:知而能言(像苏轼那样,须泊小舟于月夜绝壁下,辨析于江心风浪中),知而不能言(像渔工水师那样,埋头劳作,但对周围事物习焉不察、无以言传),浅知甚至无知便草率而言(像北魏郦道元、唐李渤及本地寺僧那样有距离地、安全地、雅致地爱世界,这世界,怎么会把最深刻的秘密揭示给你看?)。我,可能属于这第三种群体。大多数凌虚蹈空的知识者,也都属于苏轼所嘲笑的这一“简陋的群体”。

元丰七年(1084)夏,苏轼四十九岁,自贬谪地黄州沿江而下,送长子苏迈去饶州的德兴县任县尉,两人在湖口上岸滞留数日,在石钟山写《石钟山记》,在庐山写《题西林壁》——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似乎与《石钟山记》的主旨相暗通:如何切近事物的真相与本相,摆脱狭隘、自闭和幻象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,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扮演的身份,要么是浪漫主义的隐士与诗人,要么是神秘主义的巫士,独独缺乏实证主义、科学精神的田野调查者、现实行动者。苏轼《石钟山记》与《题西林壁》的启示性意义,或许也正在这里吧。

此前,元丰五年(1082),苏轼与友人携鱼、酒,分别在清秋与深冬时节,泛舟于黄州赤壁,写下名篇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——“且夫天地之间,物各有主。苟非吾之所有,虽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。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,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,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

此后,自绍圣元年(1094)至元符三年(1100),从五十九岁到六十五岁,苏轼一再遭贬于广东惠州、海南儋州。但一路尽力尽情改良当地民众的生存形态,一路研究酿酒新方法与猪肉烹饪新方式,一路写诗画画交朋友,“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”(苏轼)。六十六岁,暴病而亡。

黄州、湖口上下距离约两百公里,沿江高速公路的走势就有了长江一样的逶迤婉转。开车,三小时左右即可往返。苏轼当年顺流而下,大约需两天时间吧。他喜欢在小舟上解决疑难、留下名篇。当代人喜欢乘飞机、坐高铁,以苏轼为师的难度比较大。

好在清风无禁、明月不竭,苏轼与我等后人可共适、咏诵。

因苏轼到此一游,石钟山成为风景名胜地。宋代以后,各类文人、武士、官员纷纷在山上题词、镌刻,像一代代收藏家在名画上题跋、落款——借水行舟,借苏轼之水,让自己的名字在历史长河上行走得远一些,而不会淹没无痕。

在石钟山上徘徊半日,抄录若干石刻如下:

(一)“万里流”。明代监察御史张科题刻。写实,简劲。

(二)“云根”“冷云”“梦梦梦”“元精耿耿”。清代湘军水师将领,后官至两江总督、兵部尚书的彭玉麟题刻。清代书法家、金石学家翁方纲手书的苏轼《石钟山记》,由彭玉麟组织镌刻立碑于石钟山,并题跋于碑后,其中一句豁然醒目:“百战山河增感慨,千秋名士有文章。”彭玉麟一生中数次登临此地,在山间石头上感慨万端,落款化名为“吟香外使”“梅花使者”“退省山人”,大概是觉得占有了太多石头有些惭愧?但“没镞饮羽诚心石穿”一题词,他直书本名——石钟山是彭玉麟功成名就之地,湘军在此大破太平军。

(三)“万方多难”。清末川汉、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题刻。之后,他果然遇难于辛亥革命起义士兵之手。

(四)“石钟浪击,雄心顿起,帷幄运筹,歼除异类。”辛亥革命军蓝世怀题刻。战士在石头上宣言,就不留退路了。

(五)“先父血战处”。清代,题刻者佚名。他来此凭吊,看江流湖潮都是父亲血吧?不知道他是谁、他父亲属于哪一阵营,但亡灵,都应安息,否则这山水如何能够安然静美?

(六)“莫杀俘虏”。民国首任湖口县长萧幹题刻。罕见。可见此地为兵家必争之关键处,居高临下即可控江锁湖。也可见一个县长内心悲恸之至。

(七)“毕生修得到蓬莱”“旷怀”“隽秀”“这世界绝少竞争”“回头是岸”“江山重复争供眼”“浮生如梦”“有仙则名”“巨观”“扼险”“江天一宽”“旁薄郁积轮困离奇”“东之障”“千仞岗”“抱水握火”“国难”“牺牲救国”“听石耳新”“忘怀天地”“补天”“江流不转”“他年无事要重来”“观鱼”“十年沧海事,惆怅我重来”“骨气”“清澄”……题刻者姓名云集,略去。

像一部小史册的标题、关键词,石钟山上这些题刻芜杂纷纭,相互冲突而又呼应,可以说是:桃花源与生死场叠印,田园诗与鼓角杂陈,隐士与武士接踵,风、雅、颂与兴、观、群、怨交加——石缘情,石言志,石钟山成为一部“石头记”。

如果石钟山上只有苏轼的一块石碑《石钟山记》该有多好。只谈谈这一座山的发声机制该有多好。让石头成为石头自身,而不联系于血泪情仇,该有多好。

《石钟山记》石碑正面,刻有苏轼的线描轮廓像——这一块长方体形状的石头,就满身苏东坡了:长衫匝地,双手上下合拢在胸前,望着我——我捏着手机,捏着谋生的伎俩、手段,丧失了双手一上一下拢在胸前的美感和诚意。他也像一座钟,双手像云朵那样在钟形的身体上缭绕——一座不合时宜的钟,其体空阔,与北宋的风声流水相吞吐。

我或许能用手机铃声冒充钟声,将麻木、沉寂的自我置于震动状态,就能在周围朋友的忽视之中,独自感受着北宋时代遥遥传来的一个人的心跳与动感……

听一场湖口高腔。

一座老宅中的古戏台上,锣鼓如风,吹前尘旧梦。生旦净末丑,唱念做打。听不懂方言中的抒情与叙事,就看。那举手投足、眼波流转之间的爱、恨、情、仇,与其他剧种无二,与人间同一。

戲台就是山河万朵,被人性的光辉所照破。

元代废科举,汉族知识分子大都断绝仕途。一部分人沉溺于文人画,将这一画种推向顶峰,黄公望、王蒙、钱选、赵孟頫、吴镇、倪瓒等人,把丧失了的汉家江山恢复在宣纸上,“逸笔草草,不求形似”——形似,写实,那已经是北宋以前汉唐时代的事情。或许“离形而能得意,得意而后忘形”?但这“意”,大抵上是苦意、孤意、凄凉意;那“形”,也早已面目全非。

另一部分文人,投身于戏曲的改造与创新,随戏班子在江湖游走,比在私塾里头悬梁锥刺股、在庙堂上胆战心惊钩心斗角,愉快。关汉卿、王实甫、马致远、白朴等一批戏曲家,使汉语的诗化叙事水平达到新高度。在他们身后的明代,汤显祖也挂冠还乡,从一个知县转型为戏曲家,写出昆曲《牡丹亭》。这一时期,莎士比亚才出现于异国他乡。

湖口高腔这一剧种的建立者,也出现于明代:张科,明朝御史,以疗恙之名告归湖口,成立戏班子,把从浙江带来的海盐腔女乐与本地小调、弋阳腔融合,形成了湖口高腔“一唱众和、杂白混唱、曲调婉转、通俗易懂”的特征。因湖口之地利,贸易繁荣,商人云集,湖口高腔也像商品流通一样影响长江上游的川剧、湘剧,触动下游的京剧、黄梅戏。

湖口唱高腔。这样一个大口,适宜诵唱高腔,让长江上下游的人听见了,都会被其中的悲情、深情和豪情所感染——少年子弟江湖老,红粉佳人两鬓斑。春浓花艳佳人胆,月黑风高壮士心。我口臭、口腔溃疡,口腔科医院大夫说我内火大、吃肉多,大概只适合低声唱唱通俗小调,比如《常回家看看》等等。

戏台上挂有一匾额“窾坎镗鞳”。一群武士举旗鸣号,列队巡游。之后,一对光彩照人的少年少女登台,执手相忘,倾诉衷肠——从沙场转换为情场,只需要琴弦和嘴巴从疾风骤雨的快板,转换为一吟三叹的慢板。我喜欢慢板。尤其是花旦嘴巴,慢下来,才美好。古代中国没有巴黎口红,花旦嘴巴依靠天然种植的胭脂来晕染,像湖口,依靠长江上天生的霞光来晕染一样。

我猜测戏台上的念白与唱词,随手翻看湖口高腔剧本,发现一段定场诗——像张科写的,是关汉卿、王实甫、马致远、白朴、汤显祖们的喟叹,也是苏轼、陶渊明等等历代知识者的心声:

“杏花红雨,梨花白雪,羞对长亭短路。胸中万卷,笔头千古,方信儒冠多误。”

儒生挂冠,风吹头发,很舒服。抛却“只把杭州作汴州”的谵妄,获得“便下襄阳向洛阳”的归途,很幸福。一个仙人扔掉鞋子,在鄱阳湖水中洗脚,也很舒服、很幸福——于是,湖中就有了一座鞋山。仙人的鞋子很大,大概要配上云朵织成的棉袜,让晚风组成的脚去穿,走夜路,闯江湖……

与朋友乘船至鄱阳湖中央,爬鞋山,像几粒蚂蚁爬上空鞋子——白天,仙人们赤脚或者换上皮鞋、拖鞋、运动鞋,假装是一个湖口人,去县城的酒吧、电影院、发廊里休闲去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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