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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看点·红尘】荷莲欲占风光美(散文)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23 14:53:16

1924年夏,胡也频与丁玲在北京相识。

梦里寻他千百度,不想佳人在眼前。初识丁玲,胡也频眼前发亮。这不就是自己梦思夜想的佳人么。他可就动了心思。对于胡也频的心理动态,丁玲哪里会晓得,她那个时候正为疼爱的弟弟夭折而痛苦万分呢,哪还有心思聊骚。

当胡也频得知丁玲为失去家里的弟弟伤心欲绝时,他灵机一动,便用一个大纸盒子装满玫瑰花,盒子里还夹了一张字条:“你,一个新的弟弟所献。”以此安慰和讨得丁玲的欢心。

其实,胡也频还年长丁玲一岁。

对这个自己送上门儿来的弟弟,说实话,丁玲是没把他放在眼里的,她把花儿往旁边一扔,根本不理不睬。对于历史的这一插曲,丁玲晚年曾对骆宾基说:我到北京是为了念书……到了北京,我不想谈恋爱,那时候我没有恋爱的想法,说老实话,我要想恋爱我早就和瞿秋白好了,我那时候年轻得很,没有恋爱那个感情的需要。

对于丁玲对骆宾基的诉说,我们从沈从文的《记丁玲》一文中,大概能窥出一丝端倪。沈从文是这样描述的:王女士与瞿××同居后,丁玲女士似乎也与瞿××的一个兄弟,有过一度较亲切的友谊。

沈从文这里所说的瞿XX自然就是瞿秋白了,而瞿XX的弟弟就是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。对于沈从文所说,丁玲当然是持反对态度的。这里也有佐证。蒋祖林在《丁玲传》中写,他曾在丁玲晚年问过有没有这事,丁玲不加思索否认,而且觉得可笑,她说,我那时自视很高,怎么会看上瞿云白。他那时只是个替瞿秋白管家的角色,并没有多少趣味。

由此一点,可见丁玲心气之高非一般人可比。而有了瞿秋白这把尺子,管他瞿云白还是瞿云黑,也包括后来的胡也频,自然也就入不了她丁玲的法眼了。

任何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。

在北平的日子,丁玲过得很不开心,每天郁郁寡欢的。后来,她给大文豪鲁迅去了一封信,信中诉说了自己的处境和心态。不想信去的不是时候,那时鲁迅正在和现代评论派们舌战群儒,以为这封信是对立派们用匿名信和他捣鬼,就没有给丁玲回信。

鲁迅不回丁玲的信,其实还另有隐情。

据《民国的才子佳人•现代作家的婚恋与创作》一书记载:1925年4月30日,丁玲因上学无望、处境艰难,向鲁迅写信请教人生的出路问题。鲁迅不知丁玲其人,向人打听,听孙伏园说,周作人也曾接到同样信件,笔迹很像休芸芸的(沈从文曾在周作人编辑的《语丝》上发表过《福生》,周作人自然记得他的字)。鲁迅便认定此信是沈从文化名而写,而他本人又最讨厌男人化用女人名字,所以未曾给丁玲回复。这种误解,导致沈从文在鲁迅生前未曾谋面。

人言,在家千日好,出门事事难。

日子混得艰难,丁玲就想起了老家的山山水水和亲人。正好闺蜜好友王剑虹的老爹也要回乡,丁玲便和王老爷子一道儿回了老家。

心上人失踪了,胡也频像丢了魂儿,每日茶饭不思。后来,他一溜小跑儿也追去了湖南。对于当年的这一实际情形,胡也频的儿子蒋祖林是这样回忆的:我母亲那个时候正好和我外婆在家里,就听到有人叩门,出去一看,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胡也频,胡也频这个时候身无分文,所以黄包车的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。

烈马怕骑,好女怕缠。

胡也频的到来,多少令丁玲有些感动和小激动。感动和激动之余,情感的闸门瞬间打开了。打开可是打开,也就是一条缝而已。对胡也频来说,这条缝儿足够了。他是心花怒放。

都言丁玲自命不凡,可人家胡也频确实也不是个俗子。出身于戏剧世家的他,别看年纪轻轻,却在当年的文坛上早有建树。列位看官若是不信,咱举例之:其一,中篇小说《光明在我们的前面》是胡也频一生中写得最好的小说,加上另一个中篇小说代表作《到莫斯科去》,都收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《胡也频选集》(上、下)中;其二,1929年出版诗集《也频诗选》。

不管咋样,最终的结果是:胡也频抱得美人归。

对于丁玲和胡也频二人的结合,当年有人说他们真是罗曼蒂克的一对。据沈从文的回忆,说丁玲和胡也频当时住在北京西山,有时一起进城,常因看着路边的风景误了赶路。最险的一次是因为天太黑,两人走了小路,结果陷进淤泥里,无法动弹,居然还有兴致在泥潭里看了一夜星星。好在一位路过的赶驴人救了他们。

看来,这二人玩心还是蛮大的。

这个也是自然了,谁还没从年轻时走过?

不买房子不置地,两个年轻人就到了一起。

民国初年,社会风气还是处于开化状态的。在当年,婚姻和同居其实也差不多,讲究些的家庭往往要请三老四少七大姑八大姨的好好热闹几天,而日子艰难些的家庭就没有了这些繁琐,新人两床被子往一起一放就算成亲了。以至于丁玲几十年后给青年作家讲话时说:什么思想解放?我们那个时候,谁和谁好,搬到一起住就是,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。

结婚也罢,同居也好。对丁玲和胡也频来说,都是新婚燕尔。新人新气象,那多少也是有些许变化的。据《丁玲与胡也频、冯雪峰、沈从文等人的多角恋》一文记载,沈从文曾这样写到去看丁玲和胡也频这对新人的情形:见到那个黑黑的圆脸,仍然同半年前在北京城所见到的一样,睁着眼睛望人。这人眼睛虽大,却有新妇模样腼腆的光辉。我望到是那么两个人,又望到只是一个床,心里想:这倒是新鲜事情,就笑着坐到房中那唯一的一张藤椅上了。

据此文作者分析,沈从文想些什么,自然是很明白的。但丁玲和胡也频其实连同居的涵义都不完全,就是两个小孩子过家家——“那时我们真的太小,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。”沈从文以喜爱的笔调记叙过他们的“过家家”,虽穷,但有兴味,年轻的热情是生活最好的提味剂。

尽管两个人到了一起,每天同食同宿如紫燕双飞,可丁玲对胡也频还是充满着不认可。另据(《一个真实人的一生——记胡也频》,1950年11月)一书记载,丁玲曾这样回忆道:由于我的出身、教育、生活经历,看得出我们的思想、性格、感情都不一样。”他们当时最大的相同之处,就在于都很孩子气,这是一种近乎两小无猜的关系。他能够打动和熔化我的,就是热情与单纯——这年轻的特性。他的勇猛、热烈、执拗、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,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,有些蒙昧,有些稚嫩,但却是少有的“人”,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。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,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,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看看,丁玲的想法和沈从文的结论大同相径:小孩子过家家。

为此,丁玲在1937年这样对海伦•斯诺说:我想随时离开胡也频,但他希望我们的关系会变得亲密些。有时我们快乐,有时不快乐——我们没有钱的时候,却带了两块饼,跑到山里去在太阳和露天里过这一天。也频对于我们的将来非常悲观,但他非常爱我。他全部的时间都被两件事占去——写诗和恋爱。我要从恋爱脱逃,但不知道怎样个逃法。冬天来时,我们离开西山,回到城里。我试着想离开胡也频,但是做不到。我并非不喜欢他,但怕他太过爱我。我虽然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,但寂寞得很,所以才写小说。

这一点,胡也频到死也没懂得。

婚姻最大的悲哀就是,得到你的人,却得不到你的心。

此点适用于任何男女。

据后来多方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,丁玲与胡也频一开始的结合,充其量就是同住的一对热恋男女而已。当然了,这个热恋一词是要加双引号的。因为在这场角逐中,胡也频是剃头的挑子——一头儿热。丁玲虽然偶尔被胡也频挑起火焰,但她的内心和身体一直是处于冷静状态的。

这可不是一般常人能做到的。

在1985年3月1日,丁玲曾这样致信白浜裕美:我们很能互相理解,和体贴,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。我们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。我们彼此没有义务,完全可以自由。而其晚年对骆宾基也说:胡也频热情得很,他就是这样想:我也不要你爱我,只要允许我对你好就行了。我那时就一个人,就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。这些话我不愿意讲,人家不相信,我们两个没发生关系,我们两个说了:你要有了爱人你就走,我要有了爱人我就走,真是解放派呀。

丁玲这里所说的“发生夫妻关系”的“发生关系”,当然是指男女之间的性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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