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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】被绿色粽子一样包裹的光明(散文)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23 17:11:26

也许我们周围的许多东西,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,生命的一部分,关键时刻挽留住我们。一株草,一棵树,一片云,一只小虫。它替匆忙的我们在土中扎根,在空中驻足,在风中浅唱……

——刘亮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

2015年5月30日,农历四月十三,星期六,晴,风力3级,无持续风向,最高气温33℃,最低气温17℃,适宜避暑。

在一棵百年古树稠密的树阴下捱过了一天的燥热,喝淡了五罐浓茶,已是傍晚。我和常建世、江静龙、吉海珍等漾濞的文友,结束了一整天山南海北的闲聊,于饭后,酒后,婉拒了大家的一再挽留,把自己像一节还未来得及长好,长结实的蔓青萝卜一样,从苍山西坡,从“光明”那片很深、很厚,也很凝重的,大块面的浓绿里“连根拔起”,再礼节性地向每一个送行的文友微笑,道别,挥手,然后把自己塞进了左家琦先生开来的福特轿车,这告别“光明”的仪式,便算完成了。

为着五斗米的生计,即使有十二分的留恋,我也不得不放下这个让人通体凉爽,心神安定,连汗毛都可以自由呼吸的“光明”,趁夜赶回25公里之外的下关。因为那里还有一大堆无聊、机械、空洞、程式化、碎片化的琐事,等着我去处理。

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:这个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部分清凉油一样让人舒坦的“光明”,与太阳、与电能等物理能量转换产生的射线或热量毫无关系。它就是漾濞县苍山西镇海拔最高的一个行政村,居住着以彝族为主的5个民族,有农户294户,有人口1252人。至于村名为什么叫“光明”,我曾请教过该村的彝族老人甚至漾濞的文化学者,结果大家基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。都说这个叫法已经由来已久,老辈子人那么叫,老辈子人的老辈子人,也还是那么叫。估计,已经叫了几百年了。

这里,姑且放下“光明”这个村名的来历不说,仅就书面记载的“光明”这个词的最早出现,应该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《易经》卦辞解读。彖曰:“谦,亨,天道下济而光明,地道卑而上行”,“天下济,谦也,而光明则亨矣”。再就是《诗经》,我至今还对“如霜雪之将将,如日月之光明”的佳句,念念不忘。

虽然按书面记载的考据,“光明”这个词的出现真的已经很老很旧了,但真正被高频率地使用,应该是“革命”这个凌厉的动词抑或形容词出现以后的事。“革命”挟裹着“光明”,“光明”助推着“革命”,就像是摧枯拉朽的洪流滚滚向前。信仰、斗争、杀戮、热血,胜利的曙光照耀,历史被彻底改写,然后就是“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”。这一切都源于“革命”一直坚信“光明”是从“黑暗”的子宫衍生出来的。没有黑暗的衬托,光明是不存在的,也是没有意义的。

不过,从属于这个小山村的“光明”,应该与上述因为“革命”等高热量词汇的洗礼而被我们过度扩张了内涵的“光明”,没有更多必然的联系。尽管我从许多习惯于高大上,擅长于笔下生花的新闻记者们采写的消息通讯中,了解到这个叫“光明”的小山村同样有过许多“革命性”的做法,但依然与意识形态层面所推崇的,内涵可以广大到整个宇宙的那个“光明”相去甚远。

从属于这个村庄的“光明”,它就是一个光鲜的符号,一个响亮的称谓,一个便于记忆的代码,与我所知道的鸡茨坪、中山、碧么等地名的叫法没有更多的区别。说穿了,它就是一个村庄的名字。

如果硬要说这个村庄与“光明”的某些指代和寓意有些联系的话,那应该就是光大、显扬,荣耀、光彩,昌明、风采等等了。的确,这个名叫“光明”的村庄,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开始,就一直被某种鲜亮的,富有感召力的,类似于“康庄大道”,类似于“中国梦·漾濞篇”等等的宏伟愿景,信心十足地激励着、豪情万丈地亢奋着。

不过,光明村的名气逐渐大起来,应该是近几年才有的事。在滇西,像“光明”这样被隆重的绿色,粽子一样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的村庄,其实比比皆是。但光明村的“绿”,不是一般生态意义上的“绿”。光明村的“绿”,是象征某个农村经济模式发生嬗变后的,“革命性”的绿。是由一棵象征“富起来”的果树高密度地堆积起来的,风头正劲的“绿”。这棵让光明村声名远播,不同寻常的果树,叫做核桃。

核桃在我的老家永平,也广有种植,140万亩,面积比漾濞还要大出许多,但名气一直大不过漾濞。“中国核桃之乡”的命名,让漾濞占尽了先机。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,我在县供销社主编《土特名产荟萃》的时候,就从历史文化和植物学的层面,对核桃有过系统的研究。后来,还深入到水泄、龙街、厂街、北斗等主产核桃的乡镇,做过整整两年的收购营销工作。可以说我对核桃的了解,虽谈不上是专家的水准,但就从历史文化的层面而言,还是较为全面的。

可以说,漾濞核桃与永平核桃,本来就同宗同源。因为在近700年的时光里,漾濞的大部分地方,一直从属于永昌府(今保山)博南县(今永平)的辖地。

核桃又名胡桃,也叫做羌桃。产地几乎遍及世界各地,但最主要的分布还是在美洲、欧洲和亚洲。它与扁桃、腰果、榛子一道,并称为世界著名的“四大干果”。90年代以前,核桃并不比苹果、葡萄、雪梨、柿子、油桃等寻常果木高人一等,也就是寻常百姓家待客礼宾,冲泡“核桃米花茶”的一味果品而已。

想不到进入90年代以后,因改革开放而手里有了余钱的广东人,甚至日本人、韩国人突然兴起了“吃核桃”的养生时尚,致使核桃的价格一路飙升。尤其是此后,当核桃被一些营养专家、药理大师盛誉为是“益智果”,“万岁子”,“长寿果”,“结在树上的玛卡”等等之后,几乎是在一夜之间,核桃备受国人推崇的程度,便远远超越了现在的“玛卡现象”。一颗寻常的核桃,华丽转身,摇身一变,便成了万人追捧的“金果果”。

核桃在漾濞这片地块上的种植历史,比较靠谱的提法,应该始于西汉时代。因为很多古籍都有记载,核桃是在张骞出使西域时引种回国的。据《名医别录》记载:“此果出自羌胡,汉时张骞出使西域,始得种还,移植秦中,渐及东土”。羌胡就是现在的南亚,确切的原产地应该是伊朗。东晋人张华所著的《博物志》中,也有“张骞使西域,得还胡桃种”的记载。

这足以说明,张骞将核桃引种到中原地区的时候,一直是叫“胡桃”的。只是到了公元319年,晋国大将军石勒占据中原建立后赵,因其忌讳“胡”字,才将“胡桃”改叫成了“核桃”。漾濞、永平一带,古来就是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必经之地,引种核桃较早,自是情理之中的事。仅就光明村而言,村中树龄在400年以上的核桃树就有800多棵,200年以上的有6000多棵。至于100年以上树龄的,更是十分的普遍。

清代安徽人檀萃曾在《滇海虞衡志》中说:“核桃以漾濞江为上,壳薄可掐而破之。”檀萃是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的进士,先是被选拔为贵州清溪的知县,后又调任云南禄劝知县。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,他老兄奉命解运滇铜赴京,途中翻船,六万余斤生铜沉入水底,加上管理铜厂不善,又亏缺了铜锭一万余斤。结果,被巡抚谭尚忠实名举报,遭到革职查办,流放云南。

此公官做得平庸而憋屈,但却有一大喜好,就是旅行,他的座右铭很有意思,豪气鼓荡,激情飞扬,“有山必登,有泉必饮,剔藓读碑,访求故老”。这等洒脱的性情,让250多年后的我等,依旧是艳羡不已。

无官一身轻,他老兄远离宦海之后,遍游滇中,著书立说,考察山川物产、体验风土人情,“凡足迹所至处,辄随手札录”。据我推测,他就是在这段做“高级驴友”满世界走动的时间里,才得以涉足漾濞,并将漾濞核桃郑重其事地录入了《滇海虞衡志》一书的。

由于有历史的“老底子”作为铺垫,光明村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,便成为了漾濞县核桃产业发展的“领头雁”。

我手头有一份2014年的官方资料是这样说的:全村目前已种植有泡核桃树13万棵,人均占有100余棵,年销售核桃果的收入高达830多万元,人均收入6500元。仅该村的鸡茨坪村民小组,就种植有泡核桃37000多棵,每年仅核桃一项的人均收入,就在12000元以上。

再次引用官方的说法:核桃已经成为光明村乃至整个漾濞县扶贫攻坚的“先锋树”、新农村建设的“致富树”、建设美好家园的“摇钱树”、维护社会和谐的“基础树”,建设生态文明的“常青树”。

我考据过一些资料,走访过一些老人,都说“从前”的光明,因为高寒冷凉,日子并不好过,贫穷是统一的标签,饥饿是全民的底色。从民谣“头顶云雾脚踩霜,苦荞粑粑萝卜汤”的咏叹里,我们不难体会到光明村人生活的困苦与艰难。

现在的光明村呢?且看媒体的新闻记者们是怎么描写的:“一个核桃换一个鸡蛋,一担核桃换十担米”。“得益于满山的核桃林,村民们的钱袋子鼓了,家家都住上了新瓦房,户户通了电,用上了清洁卫生的节能灶,接通了自来水,客运、货运车辆在核桃林里来回奔忙,城里人拥有的一切,这里一应俱全”。

在光明,由于这棵名叫“核桃”的果树,富裕被充分地释放,被熟练地使用。财富的诱惑力是巨大的,充满着一种钢铁般坚韧的力量,正助推着光明村马不停蹄,锐意进取。日行千里,夜行八百,它已经停不下来,甚至慢不下来了。

这是山民们自觉自愿,自发自主选择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我对所谓的“忆苦思甜”那一类别有用心的“做秀”一直十分的反感,沿袭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全都是“旧的”,全都是“苦的”,全都是“万恶的”,只有当下的所谓“新”,才是“甜的”,才是充满活力与希望的,这不符合“实事求是”的唯物辩证法。

不过,相对于从前那种艰难困苦的“旧”,当下这种高歌猛进的“新”,的确让光明村人活出了自信,活出了尊严,甚至活出了一种悠然自得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也许,这是好事。谁都有向往、追求、创造一种自认为是美好而幸福的生活方式的权利。只要不财迷心窍,不唯利是图,不为富不仁,不伤天害理,不巧取豪夺,不忘记根本,不失去作为山民世代相传的善良淳厚本色,就好。

告别“光明”,我们“座驾”开始沿着迂回曲折的金光公路缓慢地往山下行驶。

这是一条半新的,柏油铺筑的,黑幽幽像抹了一层核桃油的公路。公路设计者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。除了担负交通运输的功能,这条公路还是一条刻意为之的休闲观光公路。它就像是一条黑色的缎带,在绿色的,大块面的核桃林中盘旋,在簇新的,土豪气十足的洋楼别墅间环绕。当地政府和村民极力想向外展示的那一派“村在林中、林在村中,房在树中、人在景中”的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意味,这条公路算是全都照顾到了。

公路的主线上,不时会派生出一些五花八门的“支线”,有弹石铺的,有水泥铺的,也有用煤灰混合着沙石铺的。这些形态各异的“支线”,一头连接着活力充沛的主路,一头栓系着290多家山民的日常生计,同样也栓系着各家各户大算盘,小九九。长期以来一直沿袭着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勤劳为本,农耕传家的山民,也开始懂得“谋划”,懂得“营生”了。

公路两边,那些先前用来种植玉米、种植苦荞、种植燕麦、种植洋芋、甚至种植大麻的地块,如今都已全部种上了核桃。当下,整个村的产业就是核桃。核桃成了当仁不让的“支柱”,成了“主业”,那些曾经被古老的农业文明奉若金科玉律的“五谷”,已经被彻底地边缘化,成了陪衬,成了副业,成了边角旮旯里随意抛撒的“懒庄稼”。这些被冷落的,真正意义上的农作物,在核桃的树阴里发芽,在核桃的缝隙中成长,渴水、缺肥,任由毒虫侵害,任由杂草围剿,但一样长势良好,丰收在望。

这是一种垂范千年的优良品性使然。大地厚德,它既能承载际遇日隆的核桃,同样也不会辜负渐受冷落的“五谷”。

在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晃荡之后,华灯初放之时,我又把自己从光明村的清凉快意,宁静安详中重新扔回了市声熙攘,人籁嘈杂的下关。

一座山的隔栅,竟然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苍山的西面,是绿荫深厚,清远空灵的清凉界。苍山的东面,是物欲至上,酒绿灯红的闹市区。山那边,是可以安放心灵的“光明”,山这边,是任随欲望纵横的下关。

与看似小格局、小品相的光明村相比,虽然下关当下只是一个镇的建制,但却是个喧嚣热闹,物质堆积的名利场。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近30年间,下关曾一直作为“下关市”存在,与昆明、东川、个旧一道,成为云南建市最早的四个地区之一。当时的下关,既是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,也是云南滇西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交通中心。80年代后,经国务院批准,下关与大理、凤仪两县合并成立大理市,以洱海的出水口西洱河为界,下关也便由一个县级市的行政区划,屈尊降贵变成了一个镇的架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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