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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西风】难忘那碗羊杂碎_1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1-04 15:24:54
无破坏:无 阅读:934发表时间:2019-07-19 17:32:04 在我十一岁那年的腊月,有一天,我父亲应十七生产队一杨姓社员邀请,去他家杀羊。父亲临走前,看我面黄肌瘦的样子,悄悄吩咐我于下午四点左右找个理由去十七队找他。他没说出后边的话,但意思极其明白:伺机蹭人家几块羊肉吃,好给我补点营养。   我听完父亲这个建议,出于天生的怕羞和可笑的自尊,当即拒绝了。可父亲刚走,我心中的自尊和羊肉就激烈地撕打起来。我像徘徊在两堆青草之间的驴子,左叼一口右叼一口,觉得两边的青草都美味,放弃哪边对我来说,都是损失。这场无形的撕打一直延续到下午三点,自尊完败,羊肉胜出!于是,我顶风冒雪,厚着脸皮摸到十七队,找到了那户人家。那家男主人外号和尚,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。正好赶上羊肉出锅。出于对我父亲的尊重,他当即递给我一小碗煮得稀烂、喷香的羊杂碎。   好久不闻肉味的我,满心喜悦地端着那碗羊杂碎,悄悄坐在土灶后的小凳子上,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。   吃完晚饭,我跟父亲出门时,那个杨和尚认真地对我父亲说:“兄弟呀,听你老哥一句话:你这个儿子呀,坐有坐相吃有吃相,今后肯定有出息。”   那时我还小,对于自己今后有没有出息并不在乎。但那碗香喷喷的羊杂碎,让我的味蕾享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快感。从此,这份快感始终藏在我的记忆深处,永生难忘。      初中毕业后,我回家务农,在生产大队里渐渐混出点名声来,很快就入了团。   二十一岁那年,大队委为了紧跟形势天津治疗癫痫的费用大概要多少?,决定要挖出一个反革命分子,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,在全大队游斗,以此鼓舞全体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。   经过检举揭发,很快,一个埋藏得很深的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,被十七生产小队的革命群众揪了出来。出于对我的信任和考验,大队代理支书把这个光荣的批斗任务交给了我。  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运动前沿,与反革命分子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。我想借此机会好好干,争取入党。然后让大队推荐我当工农兵大学生,跳出农门,进大学深造,毕业后分配到市区工作。我暗暗发誓:这次批斗会,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!因为它关系到我今后的理想。   但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反革命分子姓甚名谁,也不了解他有哪些反动言行,怎么写批判稿?   于是,在大队部里,几个被找来的年轻人争先恐后、七嘴八舌地向我揭发了那个反革命分子的种种罪行:   “同志,我们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!他就是头披着羊皮的狼……”   “同志,他是个崇洋迷外的反革命!好端端的中国话不说,却经常在公开场合卖弄狗日的鬼子话。什么‘米西米西’‘太白古的’‘撒哟拿来’等等,说得可流利了……”   “同志,他是个狼心狗肺的狗汉奸!据说当年日本鬼子在竖河镇大烧杀,就是他带的路……”   “据说?你听谁说的?”我觉得这信息不正确,有点牵强附会。   “呃,听我一个远房表姐夫说的。”   父辈们闲聊时经常说起:三十多年前,活跃在崇明下沙的抗日游击队经常找机会伏击东洋鬼子,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。恼羞成怒的东洋鬼子于1940年7月底在竖河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烧杀,原本繁华的竖河镇被烧作一片废墟,遇难同胞有120多人。解放后,一批竖河镇民工到庙镇参加水利工程,竟在庙镇小学门口,意外认出了当年领着日寇到竖河镇大烧杀的金翻译。这事立即报告了人民政府。于是,金翻译当即被逮捕,经过大烧杀中死里逃生者的指认,他认罪了。一个月不到,金翻译被拉到惨案现场——竖河镇城隍庙的废墟上,举行万人公判后,当场被枪决了。   也就是说,竖河镇大烧杀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汉奸,是大家公认的金翻译。这与被检举、揭发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关系?为郑重起见,我得核实一下,就问那些揭发者:“他叫什么名字?”   “叫什么?我不太清楚。但大家都叫他杨和尚!”   十七队,杨和尚,这两个关键字一下子勾起我十多年前有关那碗羊杂碎的美好记忆。一个看起来很憨厚、善良,上了年纪的农民,会是汉奸?   回到家里,我跟父亲说杨和尚被揪出来了。他曾给日本鬼子当过汉奸,领着日本人在竖河镇实行三光政策,罪大恶极,大队里正要批斗他呢。   父亲一听就笑了:“你瞎七八搭胡说个啥哟。他跟我一样,是个本分的庄稼人。竖河镇大烧杀跟金翻译有关,这事全崇明都知道。咋能套到他头上了?”   我吩咐两个民兵,特地持枪去请杨和尚来大队部一下。我想听听杨和尚是咋说的。   大概杨和尚也听说了他即将成为反革命分子,要在全大队被批斗的事。看到两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来请,人就矮了一大截。他刚踏进大队部的会议室,看到我面无表情地端坐在办公桌后,两个持枪民兵分站在办公桌两边,一副审判的架势。他吓得腿一软,“噗通”一声,跪在我们面前,双手拍打着地面,声泪俱下地哭求起来:“同志们哪,我爹我爷都是苦出身,给地主当牛做马,到我这辈是三代贫农。旧社会里,我家一年里至少有半年,吃了上顿愁下顿。解放了,我才过上了好日子。我感谢共产党,感谢毛主席。你们到我队里打听打听,我在队里干活,从不偷懒耍奸,也从不敢偷鸡摸狗的。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当上反革命。要是我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,这辈子就摘不掉了,连儿女都得跟着我倒霉了。青天大老爷呀,求求你们饶了我吧?”   我仔细端详了他好一会。十年过去了,他该六十多了。因为跪倒的原因,他的身躯有点佝偻,饱经风霜的瘦长脸上布满了皱纹,显得更黑了。看他身上穿的土布衣裳,在膝盖、屁股、肩膀处打了好几块补丁。   在他的哭诉声中,我的鼻子又闻到了十年前那碗香喷喷的羊杂碎味道。   看着他趴地上哭喊,我有点于心不忍,再三让他起来说。他用粗糙的右手抹了把泪水,驯服地站了起来。我让一个民兵给他端一条长凳,示意他坐下说。可他怎么也不敢坐下,只是说:“整天站着干活,我都习惯了。谢谢,谢谢!”   我盯着他的眼睛,足足看了五分钟,突然问他:“你啥时去日本留过学?”   “什么?”杨和尚猛地瞪大眼睛,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:“我?去日本留过学?同志们哪,我小时候家里穷,全家的嘴都顾不上,哪有钱供我读书呀?不怕你们笑话,我没上过一天学,斗大的字都识不了一筐,是睁眼瞎一个。说我到日本留过学?这是谁在涂我的烂药?”   “有人检举你会说日本话,而且说得蛮流利的。你老实说,是不是给日本人做过事?”   杨和尚浑身震颤了一下,本来低着的头越发低了。他犹豫了好一会,这才压低了嗓子,哆哆嗦嗦地承认了:“做……做过。”   我拍了下桌子:“那就老实交代!党的政策是,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。何去何从,你自己掂量掂量。”   “是……是这样的,东洋人来到崇明后,各个镇上要修炮楼,到处抓壮丁。那年我上镇,正好碰上日本人抓壮丁,怪我腿脚反应慢了点,当场被他们抓住,捆起来,拉到下沙竖河镇去当苦力。惨哪,中国人干活稍微慢点,东洋人的鞭子、木棒就上身了。累死累活干了一个多月,才放我回家。”   我怀疑地问:“你就是在那段时候里学会了日本话?”   杨和尚又叫起冤来:“那时我整天提心吊胆,害怕被东洋人杀了,只管低头卖力干活,哪有心思学日本话。”   我成都专门治癫痫病的医院拍了拍检举材料:“这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呢,什么‘米西米西’‘太白古的’‘撒哟拿来’等等,这可是你说的?”   “咳,这几年,各个大队经常轮流着放电影,放的都是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等抗日电影。大家看多了,谁不会跟着电影里学几句呀。尤其是小青年们,经常用东洋话开玩笑,什么‘高家庄,实在的高!’什么‘太白古的,米西米西。’有一次,我多喝了点猫尿,大着舌头也学了两句。他们都说我学得像,问我在哪学的?我一时犯贱,管不住自己的舌头,就说老子当年在竖河镇修炮楼时,东洋人教的。真是天晓得,那时我看到东洋人,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害怕。见到他们的影子就躲得远远的,哪敢凑上去学什么劳什子日本话呢?”   “你这话当真?”   杨和尚右手拍胸砰砰响,伸出左手指天发毒誓:“如果我说谎,我不是我爹下的种,出门遭天打雷劈,家里天火烧!”   我从内心深处相信了杨和尚说的话。一个六十多岁,有点迷信,把发誓看得比名誉更重要的老人,他都发这等毒誓了,再非要给他挂上汉奸的白纸板,在全大队游斗,万一他思想转不过弯,绝望之下,喝药上吊跳河,死了,我可兜不了这个责任。   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代理支书听了我的汇报,眉头紧皱,反背着双手,在办公室里围着几张办公桌,学驴,转起了磨。他有点拿不定主意,也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。可好不容易挖出个反革命分子,批斗方案已经上报给公社了,就这么偃旗息鼓,如果被公社领导知道了私放反革命分子的事,被扣上一顶革命不坚定的修正主义帽子,这个代理支书的位置,就跟兔子尾巴那样,长不了。   第二天上午,代理支书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,关上门,推心置腹地说:“批斗杨和尚这事吧,公社里已经知道了,准备在全公社大会上表扬我们呢。屙出的屎还能坐回去?这事不管真假,我们没退路了,必须进行下去!问题是他本人坚决不承认是汉奸,我们真不能凭举报就定他的罪。万一在批斗过程中逼死了他,公安机关出面,里外一调查,我们就是张冠李戴,编造罪名,草菅人命了,是不是?你说咋办?”   我那时刚踏进社会不久,经验全无,正两眼一抹黑呢,能拿出什么主意来?“咋办?我跟你还不是一根绳上拴的两蚂蚱?跑不了我也逃不了你。你说咋办就咋办,我听你的。”   代理支书牙疼似地哼唧了一会,把手里一卷报纸使劲往桌上一摔:“看来我俩只好假戏真做了!你去跟杨和尚说,恳求他顾全大局,委屈当几天‘汉奸’,配合你把这场戏演好。你告诉他,大队领导西安哪个癫痫医院最权威心里有数,这事尽量低调,批斗时不要他挂牌。每天午后一点钟,由你领着他,选一个生产队,形式上批斗他一次。我们大队呢,每次给他记两个小时的工时,给双份工分,年底由大队一次性支付给他报酬,外加精神损失费。为了打消他的顾虑,你告诉他,批斗结束后,恢复他的贫下中农身份,不会将这事记档,也不影响他儿孙们以后的就学、就业、入党、参军等事。”   杨和尚听说有双份工分可拿,而且保准不影响他儿孙们的前途,经不住我挥舞着大队支书的尚方宝剑,软磨硬泡,威胁利诱,只好答应了。   于是,每天午后,我和杨和尚分别准时从自己家里出发,顶着七月的酷暑,于一点前在某生产队的社场上碰头。   该队的男女老少听说今天要批斗汉奸,早就在树荫下的长凳上坐好,围成半圆形,等着瞧稀罕。女社员们大多抓紧时间,一边纳着鞋底,一边彼此嘻嘻哈哈地说笑着;男社员大多心事重重,面无表情地吸着劣质纸烟,一言不发。最兴奋的是那些半大孩子,全然不顾大人们的呵责,起劲地追逐打闹。有些年轻姑娘则好奇地看着故作深沉的我,交头接耳,窃窃私语。   整一点,生产队长站起身,宣布:“大家不要乱说乱动了,批斗会现在开始!”   我矜持地手拿批判稿,走到半圆形人群的中点上,向大家颔首示意。接着气沉丹田,暴喝一声:“现在,将历史反革命、汉奸——杨和尚带上来!”   话音刚落,杨和尚赶紧摘下头上的破草帽,从事先藏好的柴禾囤后面一路小跑着过来,离我约三米距离,站好,无须我发号施令,驯服地低下他那花白的头,弯腰撅腚,大气也不敢喘。   紧接着,我根本不看社员们那失望的眼神,以最快的速度,含糊其词,将三页批判稿一口气读完。一刻钟不到,批斗会结束。然后,我不管社员们听明白了没有,朝杨和尚轻轻努了下嘴,往外就走。杨和尚当然明白我的意思,赶紧踢里塔拉地跟在我身后,离开了这个生产队。然后分手,各自回家。   半个月后,当我俩在最后一个生产队里批斗完毕,走上机耕路准备分手时,杨和尚用老年人特有的慈祥眼神,看着我,笑着说:“你爸还好吧?叫他有空上我家来坐坐。十年前我就对你爸说过,你今后会有出息的。”   啊!原来他早把我认出来了,可我还一本正经地牵着他老人家到处批斗呢。刹那间,我的鼻子似乎又闻到了那碗羊杂碎的香味,心里感到非常内疚。我强忍泪花,嘶哑着嗓子,低低地叫了声:“和尚伯,我……”   共 4618 字 1 页 首页1尾页 转到页 订阅(654)收藏(654)-->评论(20)发表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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